在赵刚的授权下，她协调了经侦和外勤人员，对筛选出的重点人员进行了更隐秘的背景调查。包括财务状况（是否有不明来源的收入或大额支出）、通讯记录（是否存在与非正常社交圈的联系）、家庭关系、个人经历中是否接触过玄学、巫术或特定地域文化（尤其是南洋地区）。

这项工作繁重而敏感。很快，各种无形的压力便开始向黄明珠汇聚。

有相熟的老法医委婉地提醒：“明珠，我知道案子要紧，但这样查自己人，容易寒了大家的心啊。咱们这里都是跟尸体打交道的，谁还没点怪癖？不能因为一个王福贵，就怀疑所有人吧？”

也有被问询的助理法医带着情绪：“黄医生，我那天就是肚子不舒服多跑了两趟厕所，这也要写进报告吗？难道每个去停尸房的人都有嫌疑？”

甚至中心某位副主任也打来电话，语气带着官腔：“黄法医，你的工作热情值得肯定，但要注意方式方法，维护队伍的稳定和团结是第一位的。调查可以，但要快，要有确凿证据，不能搞得人心惶惶，影响正常工作。”

黄明珠面对着这些压力，始终保持着冰山般的冷静。她没有辩解，也没有退缩，只是用最简洁、最专业的态度回应：“我在履行职责，排除内部风险，确保案件调查顺利进行。一切以证据和数据说话。”

她将所有的质疑和压力都隔绝在那扇办公室门之外，只专注于屏幕上的数据和逻辑链条。她深知，在这种超自然案件面前，任何一丝内部的不稳定，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。

林道人偶尔会晃悠过来，递给她一杯提神的符水（她现在已经能面不改色地喝下），或者倚在门口，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据，啧啧称奇：“你们这查人的法子，比我们算命看相还复杂。不过，有时候人心鬼蜮，确实比妖魔鬼怪更难测。”

他没有直接插手调查，但他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支持。他那种超然物外、却又洞悉世情的态度，偶尔能让黄明珠从巨大的压力中短暂抽离，获得一丝喘息。

经过几个昼夜不眠不休的筛查、比对、分析，黄明珠最终将一份附有详细说明和证据链的初步报告，提交给了赵刚和林道人。

报告里，她排除了大部分人员，将嫌疑范围缩小到了三个人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