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1年5月9日，当摩根与哈里曼宣布“停止收购”时，市场恐慌性抛售爆发，北太平洋铁路股价暴跌至每股80美元（跌幅超70%）。希夫此时买入股票平仓（归还借入的股票），获得了每股220美元的利润（卖出价300美元，买入价80美元）。

希夫此次做空的总获利约为500万美元（相当于2025年的15亿美元），成为1901年股市崩盘的“最大赢家”之一。

所以，哪怕是王月生作为穿越者可以“未卜先知”地获得信息支持，但在具体操作技巧和能力上，相较于真正的金融巨鳄，仍有极大欠缺。

纽交所爆发新世纪第一场股灾的同时，太平洋对面1901年5月的上海。庚子事变的硝烟虽已散去，但国势的颓唐与求变的迫切感，如同黄梅天的湿气，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清廷在仓皇西狩后，终于颁布了“变法”上谕，试图挽狂澜于既倒。封疆大吏如张之洞、刘坤一在“江楚会奏”中力陈“兴学育才”为救世之先务，此论一出，朝野震动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学者罗振玉，这位时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的实干家，决心呼应时势，创办一份专事教育研究的刊物。

“列雄竞争，优胜劣败，欲图自存，非注意教育不可！”

在《教育世界》的创刊《例言》中，开篇便定下了这等清醒而急迫的基调。罗振玉洞察到，国之积弱，根子在人才不兴；人才不兴，则因教育陈腐。故而，“特将教育学说编译”，系统引入东西洋先进教育思想，成了他眼中刻不容缓的“急务”。这份定名为《教育世界》的刊物，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业教育期刊。

起初，罗振玉已做好自掏腰包的准备，但一封来自南方的长信，改变了这件事的格局与气魄。写信人正是王月生。虽未亲至上海，但王月生通过数次缜密的书信往来，与罗振玉就办刊事宜进行了深入沟通。他精准地把握了罗振玉欲为天下先却又困于资源的心态，在信中不仅高度赞赏其远见，更提出了一个让罗振玉无法拒绝的方案：王月生将斥资在上海设立一个“时务印书馆”，专门负责承担《教育世界》的全部印刷成本，并确保用当时最精良的工艺与纸张。更重要的是，王月生明确承诺：“先生掌学术之舵，月生惟愿为先生备舟楫之利，内容取舍、人事安排，绝不干涉分毫。”

这份既慷慨又恪守界限的支持，正中罗振玉下怀。他欣然接受，原本因经费可能捉襟见肘的顾虑一扫而空，当即决定将原计划的刊行周期从旬刊改为版面更充实、制作更精良的半月刊，并在上海英租界内租下房屋，正式组建编辑部。

小主，

《教育世界》的团队，堪称当时学界一时之选：

社长/发起人：罗振玉，以其声望与实干精神负责经费统筹与对外联络，是刊物的旗帜与掌舵人。

主编：王国维，这位从东文学社脱颖而出的天才学者，虽只在日本留学半年，却以其深邃的思辨能力和卓越的语言才华，实际担负起刊物的选题、翻译与总纂工作，是名副其实的“灵魂主笔”。

主要同人：樊炳清、沈昕（沈翔云，在此以学术身份参与）等东文学社精英弟子，担任核心的译述与校对工作；甚至如张元济、罗振常等学界名流，亦不时为之撰稿，星光熠熠。